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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诗昆痛批中国钢琴教育现状

“很多人,整个家族都跟音乐彻底没关系,医生也好、律师也好……甚至钢琴系教授隔壁家的邻居,看到教钢琴轻松又赚钱,买架钢琴也跟着带学生。”刘诗昆摇摇头,敲着桌子说,“北京很多小保姆陪着孩子去学琴,两年下来,孩子还没她学得快,转眼就教钢琴去了。她们怎么上课?照着五线谱教孩子把黑白键给对上了,能把琴给摁响就行。家长一听,是啊,这是《致爱丽丝》,就对了。” 如果你问到大多数学琴的孩子,他们总会一脸茫然地告诉你:枯燥、不好玩。如果有机会走进某个钢琴教室,总是充斥着家长的大声呵斥;而老师们,则总是抓着孩子的手指告诉他,要用拇指肚按键、手要抬高、手型要弓成什么样…… 刘诗昆坚决反对这样教钢琴:“技术和音乐是学琴的两个方面,技术训练虽然很重要,但更重要的是如何用音乐吸引孩子,而不是枯燥地进行手指训练。”偏偏用毫无音乐性可言的练习曲让孩子反复机械训练,是大多数钢琴教师的“通行教学法”。 著名钢琴大师莫里齐奥·波利尼(M a u r i z i o P o l l i n i)在回忆起孩提时代时曾说:“那时的记忆总是更美好,也更容易被感动。”但这种感受,是绝大多数中国孩子不可能体会到的。刘诗昆在15年的音乐教育经历中,最常听到家长抱怨的,就是自己孩子“没天赋”。 “不要苛求人人都是天才。教会一个孩子一辈子享受音乐,这是最重要的。” “中国的钢琴教育乱成什么样?小保姆都在教钢琴!”一场钢琴演奏会后的晚宴上,66岁的著名钢琴家刘诗昆,忽然筷子一放,提高了嗓门。 晚宴上难得地聚集了上海音乐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的教授们,但这个话题一起,却使得轻松的聚会变得“群情激愤”。在中央音乐学院甚至有这样一种说法:“除了烧锅炉的不教钢琴,其他人都在教钢琴。” “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教授家的保姆,每天看教授上课,两年时间弄懂五线谱、会弹几首曲子,就辞职教起了钢琴。”刘诗昆无奈地叹气,“这种事情,在北京太多太多了。” 近十年来,“钢琴热”成为中国音乐界频频提及的一个词,颇显出几分骄傲。当钢琴独奏会、国际钢琴交流、大师班这些活动如火如荼地在大城市展开时,这场热潮也悄悄席卷到了全国中小城市。 刘诗昆曾在许多“偏远得都没听说过名字的城市”举办演奏会,惊奇地发现,中小城市对钢琴的热情比北京、上海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当他坐在简陋得需要话筒扩音的场子里演奏时,“台下全挤爆了”,周围黑压压站着的,尽是带着孩子的家长。
  中国到底有多少琴童?刘诗昆本人也难以估计,“铺天盖地,根本没法统计。谁要说出一个确切的数字,那肯定是在胡说。” 学琴人数日益膨胀,却不能给这位老音乐教育家带来欣慰。“就是因为人多,才有那么多问题。”也许在刘诗昆的眼中,在以“普及”和“入门”为主要目的的钢琴教育中,要维持钢琴艺术的严谨,早已是难以企及的奢望。 在钢琴家看来,什么样的老师才是合格的?“十年以上专业训练,这是最基本的。”刘诗昆的回答带着不容置疑。 可现实远非如此。如果深入各种琳琅满目的钢琴培训班,除了正统钢琴系毕业的学生,你会发现师资队伍多是这样的分布:既有原来学民族乐器如二胡、琵琶的,也有学声乐、甚至音乐理论的——这些,尚属刘诗昆可以容忍的一种。 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老师汤蓓华,是有着十几年教龄的钢琴教师,她认为钢琴教育的规范性只在上海等大城市能得到保证。而其他城市的某些老师,上课从不示范,拿个谱子就让学生练,上完课划个钩又让带回家练,“只求应付了事,可能自己都不会弹。” 让刘诗昆无奈的是,“钢琴老师”越来越多地被人们赋予一些象征性——良好的社会地位、丰厚的经济收入、轻松的自由职业状态。自然地,也会有越来越多的非专业者,冲着这股吸引力而来。 一名上海音乐学院学生告诉记者,一个钢琴系学生授课,每小时收费在 100~300 元间,而教授则是300~700 元不等。以此估算,一名普通的钢琴教师,一年仅收3个学生,收入也可达5万~10万元。 琴童数量快速增长,师资却远远跟不上,专业老师经过十年学习,“好容易出来一个,又只能一对一教几个学生。这种情况下,谁也避免不了滥竽充数者。”
  18世纪初,意大利诞生了第一架现代钢琴。直到1950年,中国才生产出第一架钢琴,历史不长,却在短短时间内成为世界最大的钢琴生产大国——2004年,中国22.5万架的钢琴销售量(包括1万架进口钢琴)远远超过美国19万架的销售量,位居世界第一。中国年产量上万架的钢琴厂,就有7家。 如果要用数字来说明中国近年的“钢琴热”,这些恐怕就是唯一的佐证。 然而庞大的数字背后,却藏匿着各种“黑幕”。 “‘进口钢琴’怎么做?私人老板在农村搭个棚,找几家快倒闭的家具厂做外壳,铸造厂做铸造板,再去市场上买点零配件,请几个农民,分头装键盘、踏板和外壳。”刘诗昆说,这些钢琴没有注册商标,名字也取得天花乱坠,“什么贝多芬、肖邦、巴赫、李斯特、车尔尼……弄什么的都有,世界上著名的音乐家、钢琴家名字,全被他们用尽了!或者就是把斯坦威(Steinway,全球最著名钢琴品牌)改成‘斯德威’,换一个字母就是新的进口产品。” 既是伪劣的“进口钢琴”,为何还会有人消费?刘诗昆认为,哪怕在钢琴制造业成熟的今天,普通消费者对于钢琴的质量判断还是相当陌生的,钢琴选择所依赖的声学品质、演奏性能和装配工艺,都得依*老师的鉴别和推荐,“有些老师就钻这个空子,和琴行串通好,把钢琴说成是进口的新品牌,卖一架就拿五六千元的回扣。” 伪劣“进口”,毕竟还是新的。
  目前在钢琴市场上大行其道的二手钢琴,则全是以日本、欧美淘汰的废旧钢琴为基础,重新擦亮去锈、更新音板,弄得与进口新琴几无二致,价格却只有1/2或1/3。对不明就里的人来说,价格的诱惑,远远甚于质量的考虑。这样的二手琴,上海每年要消化1000架左右。也就是说,若以单价万元计算,上海人就已将上千万元人民币扔在了一堆“洋垃圾”上。 朱贤杰在加拿大教授钢琴长达20年,在那里,只要中学生选修钢琴,就必须考过钢琴8级才能顺利毕业——这与中国对大学英语的考级要求一样,严格而规范。 刘诗昆说,有些孩子弹琴会找到“舒服、发泄”的感受,这正是音乐给予他们最初级、最可贵的记忆,“不要苛求人人都是天才。教会一个孩子一辈子享受音乐,这是最重要的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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